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铲除“号贩子”赖以生存的土壤才是治本之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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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,有市民反映称在中日友好医院产科建档挂号处看到多名“号贩子”。医院每日放出的10个建档初筛号被“号贩子”所“垄断”,并大部分被“号贩子”高价转卖给需要建档的孕妇。记者到现场探访看到,挂号大厅里有多个“号贩子”在挂号机前排队,排不到号的孕妇家属只能向他们购买1000元一个的高价号。(6月1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  此前,北京警方重拳出击,先后在广安门中医院、协和医院、宣武医院抓获多名“号贩子”,整治颇显正向效果。同时,北京市卫计委表示,要对“号贩子”始终“零容忍”。“号贩子”固然是可恨的,但问题是,在“有病去协和”的心理驱动下,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哪个不是人满为患,一号难求?“号贩子”的存在,只是破坏了公平原则,助推看病贵,但与“看病难”似乎关联不大。

  没有“号贩子”,看病就不再难吗?撇开道德看“号贩子”,残酷的“短缺经济学”告诉我们,“号贩子”的出价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体现或者接近了资源的价值,这恐怕也是“号贩子”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。举个例子,一家三甲医院某位专家一天只能给100个患者问诊,但求医的患者每天却有500名,不管是照规矩排队,还是“号贩子”叫卖号,结果总会有400名患者无法就诊。一号难求的现状下,“号贩子”手中的号自然是“皇帝的女儿不愁嫁”,当然这并不是说“价高者得”就是合理的,但却给我们有益的启示,在带有公共性质的资源分配上,供需不足、结构失衡才是“号贩子”为所欲为的罪魁祸首。抛开这一点治理“号贩子”,难以触及到问题内核,亦无法将“号贩子”赶尽杀绝。

  对于个案的追查,不是最终目的。如果“号贩子”猖獗的乱象缘于医疗资源配置极度不合理,就没有必要遮掩回避。有数据表明,我国就医者80%集中在大医院,仅有20%在基层医院。当大医院人满为患、公众普遍抱怨看病难时,殊不知,有很多的医院,尤其是一些基层医院、社区医院,几乎门可罗雀。一份协和医院统计的数据显示,每天门诊量的近一半,是理论上可以在县级以下医院、社区医院解决的“小病”。目前“号贩子”猖獗,就是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,政府对价格限制太多,再加之医疗诊治不透明造成的。

  均衡医疗资源,完善分级诊疗制度,当然是治本之策,这与遏制医疗领域的腐败,揪出“内鬼”,并不冲突。如果任凭“号贩子”跟医务人员、保安之间存在利益输送,那么就形成了典型的商业贿赂关系,对外则涉嫌结成了共同的违法甚至犯罪主体,可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治罪。对于医院,无论是对职工寻租失察,还是大面积卷入其中,都可能要被追究领导管理责任乃至廉政主体责任。“号贩子”的存在,恰恰说明了国内当前医疗制度诸多的不合理。治理“号贩子”,要从包括分级诊疗、末梢打击环节等治标方面着手,铲除“号贩子”赖以生存的土壤。另外,“号贩子”这个游离在法律高压线旁的灰色职业,多少与治理力度不足、越轨成本偏低有关,更与医疗机构内部粗放式管理有关。要是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,不抓紧改革,有关部门对于“号贩子”的治理只是被动出击,只能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,治标不治本。

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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